溜进嘉积中学校园的“偷粪贼”李高兰按语：“吃喝拉撒”乃人生大事

溜进嘉积中学校园的“偷粪贼”
李高兰按语：

“吃喝拉撒”乃人生大事。在化肥普及的现代，年轻人对屎尿多是嗤之以鼻，然而，在漫长的农耕社会，人的排泄物却是珍贵的农家肥。
本文作者吴衍国，家住嘉积中学附近。从小爱读书的他，小学六年级时因祖父“历史问题”错失升学机会，回村成了生产队员。他跟随大人到嘉积中学“偷粪”的回忆，既有浓烈的时代色代，还交织着甜酸苦辣，还藏着几分黑色幽默。


溜进嘉积中学校园的“偷粪贼”


吴衍国


嘉中粪水：生产队的“香饽饽”


上世纪60年代后期的1968年初，琼海武斗平息，嘉积中学实行“复课闹革命”，校园重归热闹。人多了，屎尿也多了——这对我们而言，意味着能在校园里掏到大粪啦。

我对嘉积中学熟得很，常去掏粪挑粪，校园角落里的大小厕所都能如数家珍。作为生产队员，若能在嘉中掏上一担大粪，是件值得庆幸的事：一来嘉中离村最近，省时省事；二来把挑满粪桶往角落一放，还能趁机逛趟嘉积街。





从“掏粪”到“偷粪”：一场农民与学生的“肥料争夺战”


嘉积中学红楼东北侧的公共厕所，是我们掏粪的主要目标。那一排长房子有几十个蹲位，粪池里的“收获”向来丰厚。

厕所往北到双沟溪边，本是杂草空地，“农业学大寨”时被开辟为学农基地，种满瓜菜。

种菜，就得施肥，学生们也开始掏厕所——我们就此成了“竞争对手”。学校为保护肥料，给大厕所的粪池上了锁，不让我们随便挑了。

没了厕所的粪，我们便盯上了基地里的蓄粪池。学生们把掏来的粪便倒在池里发酵，那成了我们的新目标——趁天黑去“偷”。


月黑风高夜：偷粪与“惊魂一刻”


天高月黑、夜静人稀时，我们得手过几次。只是每次挑着粪桶走过校园，望见教室里夜修的灯光，瘦小的我总会涌上一阵羡慕与辛酸。

一天傍晚，堂哥吴衍斌带着我们五六人，挑着粪桶进了校园。刚手忙脚乱往桶里装粪，突然传来“有人偷粪！”“站住！”的叫喊，几道手电筒光直射过来——老师带着一群学生冲了过来……

不好！中埋伏了！

我们慌忙丢下粪桶就跑，师生们追了一阵便停了，只把粪桶收走了。

跑到双沟溪边，我们喘着气哀叹：偷粪不成，反倒丢了桶。要知道，一对粪桶要几块钱，而那时生产队一个劳动日才挣三五毛，胼手胝足的得干上十天半月才够买一对粪桶。



“冒充队长”智取粪桶：一场惊险的收尾


大家一时都没了主意，年长有主见有胆略的堂哥拍板：以生产队名义找校领导要回粪桶，由他假扮生产队长。

我们在双沟溪洗了手脚，蹑手蹑脚走到红楼办公室。

堂哥对老师诚恳道歉，说会严加管教社员，又强调粪桶是生产队的公共工具。在“尊重贫下中农”的社会背景下，老师很快把粪桶还了回来。

我们既佩服堂哥，又替他捏把汗：若学校查到村里，揭穿他冒充队长的事，一个“黑五类子女”敢撒谎，说不定就是一桩政治事件。

幸好，学校没再追究，这事才算过去。而我们，再也不敢去嘉中偷粪了。


岁月流转：粪桶故事里的时代回响


世事多变。多年后，改革开放了，堂哥真成了仙合村的“头儿”——只是那时公社、生产队已撤销，他当的是村长而不是队长。

更让人敬佩的是，他把三个子女都培养成了大学生，其中两个还是大学老师。

有时我会想：堂哥的孩子里，若有谁成了嘉中老师，或许会以调侃的口气对学生说：
“我曾祖父是嘉中老一辈教师，可我爸没读过嘉中，还带头偷过嘉中的大粪呢！”

学生们大概会半信半疑：吴老师的曾祖父是老师或许可信，可谁会跑到校园里偷大粪呢？

他们不懂，那臭哄哄的东西，在当年，是生产队金贵的肥料啊！

注:图片来自网络。